“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这是丰子恺１９３７年在抗战逃难途中所填（高阳台）一词的开头，“六年华屋”指的是他的故乡浙江石门湾的“缘缘堂”。这幢房子从
１９３３年春落成到１９３８年１月毁于日本人的炮火，前后存世仅六年。由丰子恺亲自绘图设计的缘缘堂，上下两层，是一所地地道道的中式建筑，与颇具古风的石门湾和谐一体。当然，这在丰子恺是有意为之的：“我给你赋形，非常注意你全体的调和，因为你处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镇中，所以我不给你穿洋装，而给你穿最合理的中国装，使你与环境调和。因为你不穿洋装，所以我不给你配置摩登家具，而亲绘图样，请木工特制最合理的中国式家具，使你内外完全调和。”（《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丰子恺能建如此一所宅院，靠的是他多年的辛勤笔耕，他自己就说过：“这缘缘堂是我那枝大红色派克钢笔里写出来的！”
缘缘堂的六年乡居，是丰子恺创作的丰收期。在此期间，他利用堂内一两万卷藏书专心著述，写下了大量的散文小品、文艺论著，绘出了众多的漫画。但是，他并没有因为闲居乡间而疏远或中断与上海文化界的关系。已经辞去教职、离开讲台的丰子恺，依然充分利用上海出版、发表的便利条件，为喜爱他的读者提供各种普及性读物，继续着他所热爱的艺术教育事业。
１９３６年，开明书店《新少年》创刊，这是一份综合性少年刊物，旨在引导少年认识社会、欣赏文艺和了解自然，丰子恺应邀担任该刊编辑并为固定撰稿人，不仅为其编辑、撰稿，而且为其绘制了不少精良的插图。《竹影》最初就发表在
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５日《新少年》第１卷第１０期，后来收入《少年美术故事》，作为“开明少年丛书”之一种，１９３７年３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少年美术故事》共收故事
２４则，均是以故事形式来进行美术教育的作品。
《竹影》从“我”和小伙伴看天看月看人影看竹影画人影画竹影写起，接着因“爸爸”的出现转而谈竹画、谈中国画，最后以“我”看吴昌硕描的墨竹悟得“一种美的姿态，一种活的神气”收尾，既展现了纯真的童趣，又完成了一次鲜活的艺术教育。其实，以“童心”为切入点进行艺术教育，正是丰子恺极具个人特色的风格。在他看来，儿童具备最单纯透明的心眼，因而有最广大的同情心，能怜惜生灵性命、陶醉于万物天真，故童心即真心，是一种艺术化存在。童心世界里自由奔放、高强活泼的生命原动力与艺术的自由创作精神一致，值得格外珍惜呵护并设法加以引导，最终使天然的童心成为自觉的“艺术心”。丰子恺一生视艺术为心灵的事业，他提倡“心为主，技为从”的艺术创作原则。他说：“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不能成为艺术，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亦不能成为艺术。但两者比较起来，在‘人生’的意义上，后者远胜于前者了”。（《新艺术》）《竹影》中关于竹画、中国画的“神”“形”之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的艺术观，而文章中如此美好的童心世界和活泼的艺术教育，印证的则是他在缘缘堂时期安宁闲适的心境。
然而，这种安宁闲适的心境很快就被破坏了。《竹影》发表不到两年，他所钟爱的石门湾缘缘堂就灰飞烟灭了。为了悼念缘缘堂，丰子恺先后写下《还我缘缘堂》（
１９３８）、《告缘缘堂在天之灵》（１９３８）和《辞缘缘堂》（１９３９）三文，以抒发自己对故乡的怀念和对日寇的愤恨。其中《辞缘缘堂》中用来代小序的两首七绝，很能表达他的感受：
秀山明水入画图，兰堂芝阁尽虚无。
十年一觉杭州梦，剩有冰心在玉壶。
江南春尽日西斜，血雨腥风卷落花。
我有馨香携满袖，将求麟风向天涯。
离开了缘缘堂的怀抱，丰子恺开始了“艺术的逃难”，其间跋山涉水、颠沛流离自是在所难免，但因为他的一些漫画、散文爱好者的热心帮忙，途中的舟车宿食等困难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艺术在民间得到呈现的机会，而丰子恺也得以直接接触民众。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丰子恺应当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在日本游学时结识的好友、花鸟画家陈之佛之邀，率家眷来到战时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山城重庆给丰子恺的印象颇佳，除了战时难得一见的市容繁华外，更重要的是此地旧友众多，乡音悦耳。在重庆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丰子恺一家一直寄居在朋友和学生家，但考虑到抗日战争可能会旷日持久，丰子恺便以刚到重庆时举办个人画展所得收入在沙坪坝正街以西的庙湾租地，自建住房。这是一所极为简陋的平屋，用竹片编成墙壁，涂以垩土，属典型的“抗建式”风格，与被毁的缘缘堂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丰子恺把这所同样由他本人设计的小屋命名为“沙坪小屋”。《白鹅》的原题即为《沙坪小屋的鹅》，最初发表于
１９４６年８月1日《导报》月刊第１卷第１期，后收入《率真集》，１９４６年１０月由上海万叶书店初版，在编入１９５７年版《缘缘堂随笔》时改题为今名。
在未经改动的《白鹅》的后半部分，丰子恺对“沙坪小屋”的简陋结构和荒凉环境有详细描述，还把它比作一个亭子，而“长年坐守其中”的自己，“就好比一个亭长”。“沙坪小屋”建成后，丰子恺就辞去艺专的教职，恢复了战前的闲居生活，一如缘缘堂时期。他在文中如此诉说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我对外间绝少往来，每日只是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而已。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是认为幸福的。然而这幸福必须两个条件：在太平时，在都会里。如今在抗战期，在荒村里，这幸福就伴着一种苦闷──岑寂。为避免这苦闷，我便在读书、作画之余，在院子里种豆，种菜，养鸽，养鹅。而鹅给我的印象最深。”紧接着便是有关鹅的描述，这描述对于理解节选部分的课文内容极有帮助，兹撮录如下：
……因为它有那么庞大的身体，那么雪白的颜色，那么雄壮的叫声，那么轩昂的态度，那么高傲的脾气和那么可笑的行为。在这荒凉岑寂的环境中，这鹅竟成了一个焦点。凄风苦雨之日，手酸意倦之时，推窗一望，死气沉沉；惟有这伟大的雪白的东西，高擎着琥珀色的喙，在雨中昂然独步，好像一个武装的守卫，使得这小屋有了保障，这院子有了主宰，这环境有了生气。
丰子恺写动物的散文颇多，《白鹅》之前有《蝌蚪》（１９３４）、《蜜蜂》（１９３５）、《蟹》（１９３６）和《养鸭》（１９４３）等，《白鹅》之后有《白象》（
１９４７）、《贪污的猫》（１９４７）和《阿咪》（１９６２）等，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在中国现代作家里都是极为突出的。丰子恺之所以较其他作家更关心动物，一方面是作为佛家居士的他博爱仁慈，对万物具有怜悯之心，散文之外广为流播的以“护生即护心”为宗旨的《护生画集》，可从一个侧面作有力的明证：另一方面，他在《白鹅》等文章中仔细描写动物种种情状，也并非完全忘情社会、自得其乐，从深层次看，对动物的观察亦即对人类的观察，对动物的描摹亦即对世态人情的描摹。
从缘缘堂到沙坪小屋，丰子恺从一次“闲居”走向另一次“闲居”，由于其间经历了“艺术的逃难”，《竹影》的单纯终于变成《白鹅》的通透。
［参考书目］
１、《丰子恺传》，丰一吟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２月第１版。
２、《丰子恺自传》，丰陈宝、杨子耘编，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７月第１版。
３、《丰子恺新传———清空艺海》，陈星著，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１版。
４、《写意丰子恺》，钟桂松、叶瑜荪编，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第１版。
５、《丰子恺：含着人间情味》，钟桂松著，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第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