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就是信息
鲁迅的小说《祝福》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就是信息”这个美学命题相契合。《祝福》这个艺术文本用短短的几千字的篇幅，集中批判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思想，展示了二十世纪初期我国南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风土人情，凝聚了发人深思的丰富的社会内涵。
被誉为“文艺研究中的哥白尼”的符号学美学家洛特曼，在文艺研究中进行了一项哥白尼式的革命，那就是论证了“美就是信息”这样一个美学原理。它的突出贡献在于概括了艺术美的来源，艺术之所以美是因为“艺术语言能以极少的篇幅集中惊人的信息量”。
自古典美学发生转折以后，西方美学界形成了两种明显对峙的美学研究思路：一种思路是注重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研究，如社会历史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研究、原型批评研究、解释学研究、接受研究等;另一种思路是注重作品客观存在本身的研究，如符号研究、形式研究、新批评研究、结构研究等。这两条思路的研究方法后来被韦勒克命名为所谓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克服文艺研究中的偏执性，洛特曼引进生物学理论，把艺术文本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具有独特功能的生物体，其生命就体现在文本的语言，它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出信息。
信息就是意义，信息量越大，意义就越丰富，意义越丰富，审美价值就越高。洛特曼提出的“美就是信息”这个命题就修正了西方争论不休的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调和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的对立性，从而发展了克罗齐开辟的美学独立思想，巩固了美学独立的地位。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艺术文本的魅力在于艺术语言所蕴涵的信息量，而不在于篇幅的大小。越能以极少的篇幅集中极大的信息，艺术文本就越凸显出其艺术魅力。衡量艺术文本价值，重在文本的篇幅与信息量的比例关系。对于叙事文本来说，同样一个故事，就看作者如何去讲述了，不同的讲述方法就会包含不同量的信息，艺术文本就会具有不同的价值。
鲁迅深谙个中道理，虽然，他也许不知道洛特曼“美就是信息”这样一个美学命题，可深受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影响的他，在中国二十世纪初，却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这样一个美学原理，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其关键在于他使用了现代叙事方法，在其有限的文本篇幅中蕴涵了丰富的信息量。
二、《祝福》故事的讲述
仔细地研读《祝福》的文本，文中的雪泥鸿爪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线索，可以使我们补充得出这么一个关于祥林嫂的传记文本来：
祥林嫂是山里人卫祥林的妻子，比丈夫大十岁。丈夫在十六岁时的那年春天死了，祥林嫂守了寡。因为与婆婆不合，初冬时(应当是十月初)从山里逃出来，通过中人卫家婆子介绍来鲁镇四老爷家做工。过了年，在正月元宵节过后，婆家人找上来，趁祥林嫂在河边淘米时，派人抓了回去，并以八十银元的价格卖进了深山，嫁给贺老六为妻(27岁)。年底，生了儿子阿毛。祥林嫂第二次婚姻不到两年，也就是她二十九岁时，贺老六得伤寒病死。第二年的春天，儿子阿毛被狼叼走。于是，贺老六的大哥把祥林嫂赶了出来。再次丧夫并失去儿子的祥林嫂在这年秋天，又回鲁镇鲁四老爷家做女佣。做完四年后，挣够二十四块银元，到庙上捐了门槛。这年冬天因不能参与准备祭祀活动而在精神上备受打击，第二年，即她三十五岁的那年夏天，即已头发花白。此后不久便被鲁四老爷赶出家门，沦为乞丐，五年后的冬天，在鲁镇的一片祝福声中去世。
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把它写成鸿篇巨制，也可以写成“故事会”式的故事。不同的叙事方法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鲁迅却用一篇几千字的短篇小说集中了长篇小说都难以集中的信息量。作者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1、作者为文本选择了一个可信的叙事者：
故事可信不可信，最重要的是看什么人在讲述，也就是说讲述故事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故事讲述人是否可信。
在鲁迅的小说中，往往会有一个以第一人称“我”直接露面的叙事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故乡》与《社戏》中的迅哥儿;《一件小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中的“我”;《伤逝》中的涓生，《孔乙己》中的小伙计等等;同样，《祝福》的故事也是由“我”来讲述的。因此，“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对《祝福》故事的可信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整个关于小说中主人公祥林嫂的故事大都是他讲出来的，而且我们对祥林嫂的了解都是通过他的视觉而得到的，所以，对他的认识是很重要的。
讲述《祝福》故事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以下几点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判断。
首先，小说开头说“我”与鲁四老爷见面，有这么一句：“他……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从“我”的自我辩解中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新党，而且不是康有为的新党，那么，联系当时社会背景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我”专程回老家过年，可是只待了两天，便觉得“无聊赖得很”，“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可见“我”与鲁镇上的封建势力格格不入。
其次，要了解“我”，就得看看“我”在关注什么。在“我”回老家的这两三天中，“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可以讲述的事情照例应当不会少，可是，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使“我不能安住”的，是他遇见了祥林嫂一事。然后，“我”把与祥林嫂见面的情形做了详细的介绍，让读者对祥林嫂的情形有了鲜明的了解。“我”为什么单单对这件事印象深刻且“总觉得不安”?换了“我”是鲁四老爷，也会不安吗?从作者非常在意这次会见、并觉得不安来看，“我”是一个很具有同情心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第三，要了解“我”得进一步看“我”的行动与思想。在祥林嫂有关地狱有无的逼问下，这个知识分子不能做出肯定与否定的回答，只能用“说不清”来逃避;并且，明知祥林嫂如此不幸，他更是无能为力予以帮助，对祥林嫂最终的悲惨结局无法挽回。只有在听到她的死讯时“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且，“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可见这个知识分子的“我”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无助和无能为力。最后，在自省中，提出了“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的反讽之语，这既是对黑暗现实的控诉，也是对无奈现实的一种逃避与妥协。结果，他是逃离了鲁镇。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祝福》中的“我”是一个反封建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对受苦难的穷人有真切的同情，但他与封建主义者如鲁四老爷之流并不会有刻骨仇恨，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对这样的一个“我”的叙事，读者是可以放心的，他的叙述是可靠的。
2、作者使用了多种叙事手段：
囿于《祝福》中故事的讲述者“我”的视角，要讲述主人公祥林嫂的“半生事迹”，非得有高超的叙事、裁剪的技巧不可。鲁迅的高妙就在于他娴熟地调动了一切手段，通过各种叙事方法来集中信息，显示出高超的叙事能力。
《祝福》采用了常用的倒叙手法，从祥林嫂的末路开始着笔。“我”首先介绍与祥林嫂最近、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然后以间接手法，叙述了祥林嫂的去世。这里的详略、虚实，为整篇小说谋篇布局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我”与祥林嫂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是了解祥林嫂的;另一方面，“我”又暗示出，关于祥林嫂大半生的事迹，许多并不是“我”亲自从祥林嫂处得到了，如关于她的死讯，就是间接地从鲁镇上形形色色如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的口中知道的。所以，这个倒叙本身也是极富艺术力量的，是经过作者精心剪裁的段落。
在正式叙述祥林嫂的故事时，作者再一次用其如椽大笔展示了高超的叙事才能。倒叙、顺叙、插叙、借叙，灵活运用，使整篇叙事充满了活力，丝毫没有滞碍。我们且看看其对祥林嫂第一次来鲁迅老爷家帮工时，叙事顺序与事件先后顺序的关系：
叙事时间：①有一年的冬初，卫老婆子带祥林嫂来鲁四老爷家，那时祥林嫂大约二十六七岁──②死了当家人──③试工，三天后议定月工钱五百文──④十多天后知道她春天没了丈夫──⑤新年才过，河边淘米失踪──⑥卫老婆子带祥林嫂的婆婆来算工钱(一千七百五十文)──⑦河边寻到祥林嫂的淘米箩──⑧(听人说)祥林嫂被抓──⑨午饭后卫老婆子来解释。
可是，如果按事件的先后顺序来排列，上面的段故事顺序应当是：②—④—①—③—⑤—⑧—⑥—⑦—⑨。其中，祥林嫂被抓在前，她婆婆算工钱在后(或者同时进行)都是上午的事。但叙事严格遵循了“在鲁镇”的视角，凡不是在鲁镇发生的事件，均是通过其他人中口中而得到的。就在这个部分里，在整体上按时间顺序“顺叙”的过程中，运用了插叙(别人报告祥林嫂被抓了的经过，祥林嫂自己叙述丈夫之死)，从而清楚交待了相应的细节内容。另外，作者巧妙地借工钱的数目，对事件发展的具体时间长度有了充分明白的交待。
整篇小说中，叙事者叙事的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时间，往往都会有些差异;也就是说，“我”在讲述祥林嫂的故事时，绝不是严格按故事发展的先后顺序展开的，而是在总体上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基础上大量地由其他人来叙述以补充相关的“背景资料”，从而让读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准确的把握。
另外，作品中对相关情节或事件所投入的写作量──从所写的字数就可以分析出──是不一样的。在或详或略的叙述过程中，有一种内在的节奏感。以祥林嫂初来鲁镇做工的这三个半月时间为例，小说着力描写了祥林嫂在鲁镇第一次露面的形象(与后面的各次亮相进行对比)，描写了她婆婆来鲁府讨工钱的过程(表明了婆婆的“厉害”)，描写了祥林嫂被抓的过程(是故事的一大转折)，以及卫老婆子絮絮叨叨解释，向鲁家赔罪的情形(借此说明相关背景)。这三个半月时间，作品重点写的只是最后一天发生的事情，而对这期间的事只做了简要概述，这样，叙事过程就充满了张力。
3、作者巧妙地使用了重复叙事：
《祝福》文本中的重复叙事，像是用一把刀子在同一个地方不断地刻画，从而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我们知道，重复是诗歌这种文学样式中常用的传统手段，而叙事文学一般忌讳用重复。然而在作者的精心构建下，《祝福》中大胆的重复手法的运用不仅增强了信息强度，而且加强了整个叙事音乐中的重音符，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祝福》中，有好几种可以互成对照的重复。一是形象刻画的重复。比如祥林嫂两次来鲁镇时的装扮，这历来为《祝福》的分析者们所津津乐道。其次，对同一事件的多次叙述所达到的重复。比如，小说中曾两次提到祥林嫂十六岁的丈夫卫祥林的死，几次提及祥林嫂在被迫嫁给贺老六时的出格的闹，当然更不用说对祥林嫂生活造成致命打击的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的多次重复。另外，小说中还特别地使用了对相同细节情节的重复，如对两次工钱的数目的描写(这是小说中用来巧妙计算并暗示故事的情节时间的重要道具)，对每年千篇一律的年终“祝福”祭祀礼节的描写等。
这些重复之中，最大胆的，莫过于祥林嫂叙述阿毛被狼叼走时的大段话的重复。关于阿毛被狼叼走，首先是卫老婆子在第二次带祥林嫂来见四婶时简略地介绍过的，然后，祥林嫂就字字血泪地向四婶讲了详细经过，结果是四婶“眼圈就有些红了”，祥林嫂唯一剩下的一点财富──对儿子的死的无法忘怀的思念，成了博得人们同情的工具;这样悲惨的故事确实是能换取同情的。然而，鲁迅让这个近二百五十字长的故事几乎一字不易地再次从祥林嫂嘴中说出来，并且让听到的男人、女人们表现出了足够的“同情”。接下来顺理成章地说：“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厌烦得头痛。”
以“我真傻”开头的这段故事，完整出现的就有两次，开了头而被人拦截，祥林嫂未讲完的还有两次。这样，这个祥林嫂的故事中的故事，就在小说中占了异常大的篇幅(约为小说总长度的1/14)。
三、《祝福》的超文本价值
艺术文本是一个活的生物体，它的生命是什么呢?艺术文本的生命就体现在“艺术语言能以极少篇幅集中惊人的信息量”。也正是这种生命，使得艺术文本成为一个无尽的信息源，其他任何类型的文本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也正是艺术文本的魅力所在。叙事视觉、叙事结构、叙事手段和方法固然可以增强小说文本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就《祝福》文本来说，真正使本小说产生强烈感染力的，还在于《祝福》文本的本身生命力。《祝福》的文本如同一口井一样源源不断地向读者输出信息，为接受者提供了丰富的审美价值、
社会价值和超越价值，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文本价值是指文学作品蕴涵丰富信息量的机制与功能，它是作品全部价值的根基所在。文本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文本的篇幅与信息量的比例关系。《祝福》的文本价值不仅在于它以极少的篇幅集中了惊人的信息量，而且还体现在它“用最少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祝福》文本中以“我”为叙事角度的叙事本身就传达了丰富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性。鲁迅为什么要借用一个前面我们论述过的“这样”一个“我”来讲祥林嫂的故事，而不是直接用第三人称叙事呢?除了保证信息来源的真实可信之外，当然还与鲁迅的写作意图有关。显然，祥林嫂的生平固然是鲁迅关注的，但鲁迅绝不满足于仅仅是讲述祥林嫂的故事，描写祥林嫂的悲剧，他还要更进一步地刻画围绕祥林嫂的悲剧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反应，从而试图对整个社会加以揭露和鞭挞。“我”的充满同情的描写与对祥林嫂的悲剧的无助与逃避，表明了作者深含的悲愤。这与整部小说集《彷徨》的写作心态一致，是鲁迅对知识分子无力改变社会现状的一种无奈的表达。
反之，如果鲁迅仅仅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觉讲述祥林嫂的故事，那么，因为祥林嫂悲剧一生中低下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必然难以传达出作为当时社会希望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事实的看法。当然，鲁迅也可以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评论，同样写出“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但这二者便有了不同，这成了作者讽刺，而不是隐含在“我”的讽刺之下了。所以鲁迅先生借“我”来讲述祥林嫂的故事，极大地扩大了这个故事的容量，提高了这个故事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
叙事的角度选择，涉及到作品与读者的心理距离的问题。一般说来，如果作品以第三人称来叙述，作者直接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发表看法，就带着“全知”的叙事人特征，读者对作品中所描述事物就会无条件地予以接受。比如说，当作者说，“春阴的下午，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了”(《长明灯》)，读者相信这是事实：确乎如此。可是，要是小说中的“我”说，“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狂人日记》)，那么，对“我”的观察，所得到的印象，读者就要带上几分疑虑。不同的叙事视角，使读者与叙事人之间的距离有些不同。作者以全知角度叙事时，读者总能知道作者的叙事是可靠的，对所描述的现象、内容予以认同;而作品从“我”的视角叙事时，所有的事就只有“我”一个视角，“我”就会有一些未曾看到的现象，因而在叙事过程中就会留出许多背面、空白的地方。这样文本就形成了一种召唤结构，留给读者参与并填补文本中的意义空白，积极再创造的余地。不同时期的读者，或同一读者在不同的时期，阅读该文本时，就会赋予文本的未定性以不同的确定的含义，有一种常读常新的感觉。“未确定性与意义空白在任何情况下都给予读者如下可能：把作品与自身的地位以及自己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产生意义反思。”《祝福》文本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意义系统，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于意义的不同理解就会构成该文本的意义传统，从而使该文本获得超越价值。
首先，阿毛的故事，是祥林嫂此时脑中唯一的念头。阿毛之死，对祥林嫂的生活的打击是致命的，她再也没有活的希望了。为什么孩子是祥林嫂生的唯一的希望，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民族息息相关。因此，祥林嫂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说是封建文化的悲剧。
其次，这一再重复的故事，反映了人情冷暖。不错，在听到这个故事时，男人觉得没趣，女人也似乎宽恕了她，有的还掉下了同情的泪。但是，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国人总是以他人的不幸作为自己的生活的调料。“直到她说到了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周围的人不过是在享受祥林嫂的悲惨故事，把它作为一场茶余饭后的盛宴，当新鲜感失去以后，就毫不客气地剥夺了祥林嫂继续讲述的权利。没错，纯粹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鲁镇上的人的反应并没有错，反复接受同一刺激，是会使人变得不那么敏感的。可是有谁想到过如何切实地帮祥林嫂一把呢?有谁给予了她真切的同情?有谁体会到了祥林嫂那精神上、物质上的可能的需求?有谁了解祥林嫂失去儿子──自己最后生的希望──之后的无边的恐惧呢?
再次，在这个不断重复讲述的故事里，作者不仅批判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制度及人与人之间互不理解的冷漠，同时也批判了祥林嫂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性。鲁迅先生在许多文章中，刻画了对抗虚无的英雄，他们绝不给喜欢凑热闹的民众表演，反而会像狼一样默默舐干身上的血，再作韧的战斗。祥林嫂逢人就诉苦的弱者的软骨头劣根性，在这个“我真傻”的故事独白中得到了淋漓的表现。鲁迅先生是多么希望我们的国民能真正站起来，不再寄希望于博取别人的同情与怜悯啊!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祝福》中的“事件”很多，作者通过选择适当的叙事者，对所有情节、事件作恰当的剪裁，使小说繁简适如，产生了巨大的审美效力。在短短的小说篇幅中，容下了如此多的内容，并能强有力地叙述一些经典情节，刻画出好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就是信息”这样一个艺术文本经典，让我们不得不感叹作者的艺术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