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左联”期间，曾经大声疾呼：“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文学是战斗的！”“左联”的老战士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就是三十年代的战斗文学的代表作。它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光明》杂志创刊号。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就曾经竭力提倡过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这主要是这种文学便于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便于“左联”作家同现实斗争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一九三六年春天，夏衍在上海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对社会作了实地考察。他每天清晨四点多钟就到日本纱厂的门前去观察，同工人们谈话，搜集资料，并详细地了解包身工的“劳动强度，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等等。（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在千头万绪的关系和纷纭复杂的事物中，夏衍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炽热的无产阶级正义感，运用匕首、投枪式的战笔，“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引文同上），写成了著名的《包身工》，为后来的报告文学的创作树立了典范，对“左联”时期提倡报告文学运动，起了推动的作用。

《包身工》反映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上海东洋纱厂童工的悲惨生活，揭露和控诉了帝国主义与买办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并预言“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

《包身工》采取纵式结构，即按时间顺序进行记叙的方式，真实、生动、详细地记叙了包身工一天的生活遭遇。全文可分三大段。

第一段（从开头到“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了下来。”）：描述包身工在“住”、“吃”方面的非人生活，并揭露了包身工的来历真相和分析了帝国主义工厂使用包身工的原因。

文章开头即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使记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清晨四点一刻”，“被骂作‘猪猡’的包身工就起身开始了一天非人的悲惨生活。”随即，作者抓住包身工的“住”和“吃”这两个生活的主要内容展开描述。让我们先看看包身工的居住条件吧：“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作‘猪猡’的人”。工房里“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里面还夹杂着“打呵欠，叹气，叫喊”和“很响地小便”的声音。楼梯“不满二尺宽，东洋纱厂长方形的工房，被“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象“鸽笼一般”。这哪里是人住的房子？分明是人间的地狱、牢笼！到此，作者十分巧妙的插叙了一大段关于包身工的来历。这段插叙的开头针对上文“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下文紧接着用“但是”这个转折联词，笔锋一转，说“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而并非“猪猡”，油然地引起了插叙（插叙部分：“但是……一类的买卖。”）。“但是”的转折句，承上启下，转接非常自然。原来，那些被人称为“猪猡”的包身工，当初是被帝国主义的奴才──“带工”凭着“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从农村骗来的。“带工”游说那些包身工的父母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好一个“洋式的公司房子”！目下包身工的居住条件，以铁铸一般的事实，戳穿了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的无耻谎言！而与包身工完全对立的“带工”之流，他们喝饱了包身工的血，养肥了自己，“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房，还能廉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这与包身工的“猪”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一个多么有力而深刻的揭露啊！就这样，作者把描述与插叙两方面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似乳水共器，浑然一体，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在插叙里，“带工”曾说过，东洋纱厂的工人“吃的是鱼肉荤腥”。这为下文介绍包身工的“吃”安下了伏笔。包身工果真“吃的是鱼肉荤腥”吗？作者紧接着“清晨四点一刻”之后就描述“四点半之后”到五点钟前包身工“吃”的情况。这从时间上讲是连贯的，必然的。从写作技巧上讲，插叙部分又成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段，因而文章段落之时衔接紧凑、结构严谨。再看看包身工的“鱼肉荤腥”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包身工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煮成的”“浆糊一般的薄粥”！而“粥菜”呢，则是“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而制成的“佳肴”！吃早饭的时候，幸运的包身工“每人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而那些因为“轮着擦地板、倒马桶”的包身工，却连一碗粥也吃不上，只能吃到老板娘亲手做的“美馔”──老板娘拿起铅桶把锅子里刮下来的锅巴、残粥加上冷水，“用她那双方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而成的粥！这就是所谓的“鱼肉荤腥”。这是对“慈祥”老板的深刻揭露和血泪控诉！作者抓住包身工的“住”、“吃”，进行了具体生动的描述，把包身工如猪般的非人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逼真。但是，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进一步追根究源，用夹叙夹议的插叙手法，分析了帝国主义之所以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包身工没有搞罢工的那种“结合力”，可以任凭他们恣意地敲骨吸髓。作者通过对“芦柴棒”被“打杂的”殴打的痛楚的形象刻划，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凶残、狠毒。这里作者浓墨重笔刻划了凶狠残暴的“打杂的”和奸刁冷酷的老板娘这两个反面人物形象，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的买办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无耻勾结，是造成包身工悲惨遭遇的根源。

第二段（“五点钟……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记叙包身工恶劣的劳动条件。

从时间上看，作者在这段里记叙了包身工从早晨五点开始的十二小时的上工劳动，从内容上讲，主要记叙了包身工在十二小时内受到的“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一句，与第一段“清晨的四点一刻”、“四点半之后”紧相照应。但这里又不是一张普通的作息时间表，而是意味着随着白天时间的推移，包身工们将有更加不幸的遭遇。上工的汽笛声，声声逼煞人。从此，包身工就在同“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的搏斗中求生。作者先对工厂的环境进行了描写：形象地把“和外边的世界隔绝”的红砖纱厂比作密不通风的“罐头”，把工厂的那扇铁门比作“罐头”的“盖子”，而那扇推开着的铁门，犹如老虎的血盆大口，包身工“就好象放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走进厂去，开始了为时十二个钟头的苦工生活。”

在这段里，作者对“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的描述，采取了按事件性质和类别记叙的横结构方式。作者由穿衣着袜舒适愉快、纺纱织布艰辛不易的议论，引出“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作者先总提后分述，条理井然。音响：远远听去，如“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响”；进厂近听，“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磨擦”等等声音，“使人难受”“分辨不出”，也不容听觉分辨出这些声音。这里，作者运用比喻、排比的修辞方法，写得细腻、具体。作者在介绍“尘埃”和“湿气”对包身工的威胁时，都运用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如写“爱作弄人的恶魔一般地在空中飞舞着的花絮”粘在包身工身上的难受的滋味时，作者并不是直说如何如何难受，而是用比喻说：“正象当你工作到出汗的时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个木棉絮的枕芯，而使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一样。如写“湿气的压迫”，作者说，“蒸气好象烟雾，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他人”等等。这些形象描写，使读者如同身历其境，旨在唤起读者感觉上的经验，引起读者与包身工在感情上的共鸣。这是作者深入实际生活的结果。

“三大威胁”时时刻刻折磨着包身工，但是“没有人会来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包身工只能“加速地容易疲劳”，更有甚者，“三大危险”──“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使包身工的遭遇更加悲惨。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为了榨取更高的利润，他们对包身工多采取“殴打”的办法，而不采取“罚工钱”和“停生意”的手段，这是因为“罚工钱”就是减少带工老板的利润；“停生意”非但不能赚钱还要贴包身工二粥一饭，作者以包身工“小福子”遭受毒打为例，说明遭受“殴打”虽有生命危险，但总比罚工钱和停生意对资本家更为有利。至此，连同第一段在内，作者已把包身工“住”、“吃”、“上工”三种情况叙述完毕，包身工悲惨生活的全貌也都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虽是如此，作者仍不罢笔，又用精确的数据，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些数据以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了“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以，作者怒火万丈，愤然写道：“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滔天罪行的血泪控诉，更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严正警告！接着，作者又揭露帝国主义为了榨取中国人民更多的血汗所采取的毒辣手段：劳动强化、减少普通工、多用包身工。这一段里有生动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形象描写，有具体而精确的数据，有作者严正而精辟的直接议论。文章生动具体，感染力强。

第三段（“两粥一饭”至结束）：总结全文，全面而又扼要地介绍包身工一天的生活情况，并预言未来。

作者首先用排比词组概述包身工一天的生活情况，接着直发议论；“工作，工作……还是被压迫着做工。”这段议论，人物形象鲜明，感情强烈，句式整齐，节奏铿锵。作者写“芦柴棒”和“名字记不起”的包身工的不幸遭遇，旨在说明包身工们已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之中。作者在记叙“芦柴棒”免于抄身的一节，通过对带工老板“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等人物语言描写，把吸人膏血的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在工人们“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还可以让它吸取的时候，也决不会放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狰狞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此时，作者义愤填膺，怒不可抑，又通过“结实肥胖的，往往会象折断一枝麻梗一般很快死去，而象‘芦柴棒’一般的却偏能一天天地磨难下去”的对比和议论，强烈谴责和控诉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要榨尽残留在包身工“皮骨里最后一滴血汗”的滔天罪行。作者还以第一人称的身份、用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去比喻帝国主义及其买办们对包身工的压迫、剥削与被压迫被剥削的关系，极为生动形象，耐人回味。之后，作者出离愤怒了，写道：在包身工中，“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包身工竟是“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读者仇恨满腔！最后作者以含蓄的笔调写道：“黑夜，静寂得象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这是双关语：一是与开篇“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有亮”在时间上相呼应，说明作者描述的是包身工一天的生活，而这一天的生活只是包身工无数个“一天”的缩影。二是富有哲理性，黑夜之后，迎来的必然是黎明。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尽管中国仍处于“黑夜难明”“魔鬼舞蹁跹”的时候，但是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要获得彻底解放，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反动势力必将灭亡。这也如同黑夜过去必将是黎明一样，是一条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段文字，作者写得含蓄，给人以深思猛省的余地。作者“警告”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一语，隐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气势。这是作品主题的升华。作者感情激荡，思绪万千，字字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使千千万万象“猪”一样在黑夜里挣扎的中国劳动大众看到了一线光明。这正是《包身工》高度的政治思想性之所在，也正是作者在三十年代就闪烁出来的难能可贵的思想光辉的证据。今天，这更是对林彪、“四人帮”所谓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谬论的有力批判。

《包身工》的政治意义是巨大的，其艺术成就也是很突出的。这里只略说几句关于精心选材和安排结构方面的艺术特色。作者在写作《包身工》之前，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对社会作了大量的调查，素材万千，纷纭复杂，其中没有系统连贯的材料，也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当然也就谈不上构成完整的故事情节。可是作者凭借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巨大的艺术才能，将浩如烟海的写作素材根据表现作品主题的需要，按照素材的性质和事类，经过精心选择、综合和概括，并把这些题材都搭挂在包身工从清晨到深夜这一天的劳动时间的线索上，然后按包身工一天劳动的时间顺序巧妙地安排文章结构，展开多种多样触目惊心的片段，把包身工一天的悲惨遭遇有条不紊、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如“芦柴棒”的免除抄身，普通工与包身工的不同遭遇，“小福子”和“名字记不起”的包身工的被毒打，拿摩温与东洋婆的狼狈为奸，带工老板的凶残狠毒，大量的精确数字，等等，这些经过作者精心选择的典型材料，彼此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作者牢牢抓住时间程序这条主线，十分巧妙地运用记叙、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方法，把这些内容都串联起来，各自都成了《包身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得文章结构显得十分严谨，没有半点儿松驰或脱节。从而井井有条、生动深刻地反映出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揭露和控诉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压榨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并预示了光明的未来。这是与作者精心选材、巧妙安排文章结构分不开的。

另外，《包身工》是一篇对学生进行新旧社会对比和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的好教材，在教学中，应当引起重视。